新闻资讯1848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1850年夏天写于伦敦，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号。在1870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由于深受德国工人读者欢迎，于1875年出了第二版。恩格斯生前曾准备对这部著作进行修定，因忙于马克思的遗稿出版和其他工作修定计划未能实现。1848年《宣言》刚刚问世法国发生了二月革命，接着德国爆发了三月革命。整个欧洲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积极参加和指导德国革命运动，力争使这次革命沿正确方向发展。但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还没充分发展，无产阶级政党还不够强大，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使这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了。这次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伦敦，团结其他国家的革命流亡者，着手改组者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理论上总结法国和德国1848一1849年的革命经验，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团结各国的革命者，为了总结1846年欧洲革命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该刊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重要文章，《德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主要分析德国16世纪农民战争和1848年德国革命发生和失败的原因，以及两次革命战争的相同点和区别点。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认为15—16世纪德国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所构成的历史条件，促使德国1525年农村战争的发生，同时也决定它必然失败。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当时各阶级的状况和政治态度，着重分析建立革命联盟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痛斥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前躯——市民等级叛变革命的丑恶行为。该文热情讴歌德国农民战争的英雄壮举，希望激发德国人民从1848年革命失败的情绪中重新振作起来，增强革命毅力。
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当刚刚完成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1850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5期和第6期上。我的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于是我便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可惜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343]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那种驱使他在这本书里到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344]的最优秀代表之一。［注：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1875年）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末，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相反，这本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论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345]
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资产阶级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同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346]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可能“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国，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可能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1866年战争的结果，资产阶级获得了奥地利作为礼物。但是，资产阶级不善于统治，它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当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财政赤字已成为经常的现象，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资产阶级已在议院里占有多数，非经它同意就既不能增加赋税，也不能订借债款，——但是，它对国家的统治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国家又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它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它做了什么呢？它认为，政府允许它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
我并不想来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347]。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1848年。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和奥地利进行倾轧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愈来愈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348]。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349]。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四，现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作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达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属小块地区？本来早就很清楚，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点一直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蒙蔽起来了。
至于从那时起已成为“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350]双方热烈讨论的对象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在德国的社会关系中，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甚至没有取得其他西欧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351]。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也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分证等所有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比1866年的堂皇的演出意义更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的高涨，铁路的加速建设，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成就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达到的成就，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最终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因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十五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请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资本——保祐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欧洲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真正自己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静静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所有其他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来愈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经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十分激愤的状态，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德国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是本性反动的。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地主，最后，这就是神甫。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缔结了合同和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愈发展，愈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阶级就愈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战役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产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匠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徬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时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组织、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二十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1525年相比的状态。不得不完全地并且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不能没有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阶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其中有些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放过了把他们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曾是资产阶级的职责）的机会，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其中有些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系。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陷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的境地。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作一点好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一些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说服他们，要他们相信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从高利贷者压迫下获得解放。而这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工人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农业工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集体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集体的、国家的财产。[352]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连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雇佣工人。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工人，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地主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们更贫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但是，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雕蔽，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工人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342] 这篇序言是弗·恩格斯于1870年2月11日左右为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的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德文第二版写的。
序言最初刊载于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第28号，以后于同一年载于“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单行本。后来作者又补写了序言的第二部分，序言全文于1875年载入该书第三版。——第446页。
[344] 指1848—1849年革命期间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的极；它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第446页。
[345] 指卡·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它包括1850年1月至11月1日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写的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447页。
[34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2页。——第448页。
[347]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放弃了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第448页。
[349] 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第449页。
[350]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意志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个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部分离开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第449页。
[352] 1869年9月10日，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土地所有制问题通过了由马克思的拥护者提出的以下的决议：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现在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418]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国家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事件可以加速这个运动的进程。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成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注意这些成果。
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地主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归普鲁士管辖。至于普鲁士的天赋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赋王权[419]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损失，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帝国的重心已经大大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经大有增加：起先有400万德意志人因受直接兼并归附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间接兼并归附进来。[420]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421]，结果在“新帝国”中，同1450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的2500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使普鲁士国家建筑的整个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动；容克地主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愈来愈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1840年起慢慢腐朽了的君主国存在的主要前提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均势是由君主国来维持的。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2篇第26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289—291页。——编者注］）已经做了研讨。但是在那里没有必要去谈一个在这里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实，即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应当决心消灭自己的无数封建制度的残余并牺牲容克地主阶级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最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前进，不要慌忙”的曲调下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它废除单个容克地主在他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地主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大地主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即于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1808年至1813年间开始了的，并在1848年前进了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一切将很顺利，世界将安静地等待着，而我们自己又能长寿的线年时会亲身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消灭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
消灭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随着贵族特权的废除，立法也资产阶级化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小让步都描绘成对它所做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从国王那里争得的恩惠，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对政府做某些让步。于是，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各次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乌龟爬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划分为小邦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营业和其他的自由，准许迁徙自由而使德国的劳动力受资本的无限支配，保护贸易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使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它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以使得对付那些不称心人物的警察权力仍然完全有效。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显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开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422]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进展得更迅速了。从1869年以来，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有同样的情况。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德国的历史上施皮歇恩、马尔斯－拉－土尔和色当等地会战[423]中的炮火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比起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其意义将小得多。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经受住了一个严重的考验，即波拿巴的战争挑衅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民族热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就连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对战争光荣的迷恋，不论是关于“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仍旧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辉煌地经受住了这样艰巨的考验。
继战时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的无端迫害。经常总是至少有三四个“人民国家报”编辑同时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凡是稍微著名的党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没收、解散会议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会议被解散了，立刻就有两个新会议召开起来；横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态度坚定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只是给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在历史所准备好的基础上，这样来进行的斗争，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是现代工人运动历史中的一个特别现象[424]，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两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给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虽然社会党人在1月份所争得的选民就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但是他们远还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还应该做无数的事情。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末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417] 恩格斯在他于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第三版准备付印时，对他在1870年2月给该书第二版写的序言做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载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 F．Engels．《Derdeutschen Bauernkrieg》．Leipzig，1875）第3版上。本卷发表了序言的第二部分，恩格斯注明写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序言的第一部分，按照它写作的日期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46—455页。——第561页。
[418] 恩格斯说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时，是套用了中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以此强调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实现的，同时还引起了德国土地的普鲁士化。——第561页。
[419] 指的是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1866年普奥战争的结果普鲁士把它们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第561页。
[421] 由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由1870年11月签订的正式条约肯定下来了。从1870年11月15日起，随着建国西南各邦根据条约逐渐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才在正式文件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Deutsches Bund）。1870年12月9日，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这个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稍后，在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才正式宣告成立。——第562页。
[42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50页。——第564页。
[423] 1870年8月6日在施皮歇恩（洛林）进行的会战（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几次大会战之一）中，普鲁士军队打败了法国部队。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为福尔巴赫会战。
马尔斯－拉－土尔会战（也称为维昂维耳会战）发生于1870年8月16日。这次会战的结果，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麦茨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
[424] 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人获得了9个席位，支持他们的选票有35万多张，即占全部选票的6％，当选的人中有刚被监禁期满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第565页。
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斗争已经过去两年，目前几乎到处出现消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行展示于德国人民之前，是很合时宜的。自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也已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1848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粗暴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只是散见于奥顿瓦尔德，黑森林和西里西亚的话，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有显著的进步。城市行会手工业代替了比较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手工业，并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生产了。粗毛制品和亚麻布的织造此时已成为分布很广而固定的工业部门；就是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织品也已在奥格斯堡制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还有那些工艺品生产部门也特别兴盛起来了，它们是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贵族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例如金银工，雕刻，雕花，铜版雕刻，木板雕刻，锻制武器，雕制奖章，旋工等等。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恩格斯在1875年版上加的注）］和印刷术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以相同的步伐随着工业前进。汉撒同盟[205]垄断了海上航路100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就是从15世纪末起，当汉撒同盟已经敌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的时候，尽管已有华斯哥·达·加马的发现，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还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中心。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繁华中心。原料的开采同样也相当发达。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输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较细心的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还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远远落在意大利，佛来米［注：即今比利时北半部地区。——译者注］和英国之后，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却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还很稀少。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就是这几个中心的利益也极为纷歧，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之点。南部有另外的贸易联系和销售市场，和北部完全不是一回事；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没有一个城市象英国的伦敦一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国内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过科伦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远离这些内河和通商大道有若干较小城市，这些城市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继续停滞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而与世隔绝，只需要很少的外来商品，也只输出很少的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能与外界接触，才有新的欲望；农民群众从来不曾超出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
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分崩离析状态很快就巩固下来了。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统一的纽带断了，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帝国城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忽而互相对抗，忽而与诸侯对抗，忽而与皇帝对抗。自己对自己的地位认识不清的帝国当局，动摇于帝国的各种分子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信。帝国当局企图象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化，尽管用尽一切计谋和强力手段，除了维系住当时的奥地利世袭土地外一无成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谁最后得到胜利而且一定得到胜利呢？得到胜利的，就是主张保持帝国分崩离析状态而却要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主张在地方省区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诸侯们。这些诸侯与皇帝分庭抗礼，皇帝的地位日益变成与诸侯相似的一个诸侯了。
在这些情形之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阶级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新阶级已经在旧阶级之旁形成了。
从高级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已掌握最大部分统治权。他们自行宣战和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省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低级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要将其余的帝国直辖城市及男爵领地吞并。他们对于这些城市和低级贵族实行中央集权，而他们对于帝国政权却是反中央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是很专横的。他们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意地征课赋税和搜刮金钱；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认，更少见诸执行。就是在等级会议执行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照例总是通过骑士和上层僧侣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这两个等级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们由于奢侈生活，宫廷耗费，常备军以及政府支出日增而需款日急。赋税重担有加无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权的保护而免担此重负；于是整个税赋的重担就落到农民身上了，既落在诸侯们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在农奴，依附农以及隶属诸侯的骑士们的佃农身上［注：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个主要的封建剥削形式。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是最重的封建剥削形式。依附农制略轻，已无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依附农是通过世袭租佃方式附着于封建主土地，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义务还是非常之重，比农奴差不甚多。骑士们的佃农和诸侯们的农庄雇农都不是主要的形式，而且都可能同时就是依附农。——译者注］。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间接税就实施了；财政上用尽一切巧立名目的办法，以求填满国库漏洞。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帝国自由市愿意借债，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价，一切视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把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出卖，然后又用强力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利用反对派的任何企图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洗劫和掠夺；所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当时诸侯们司空见惯的谋取收入的财源。司法也是诸侯们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视的货色。总之，除此以外，当时的臣民还得满足诸侯们的官吏的私欲，实在尝尽了这种“为民父母”的政府的滋味。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级贵族几乎完全绝迹。中级贵族不是已经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下降到低级贵族的行列中。低级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灭亡。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贫困而只靠从军或任文职为诸侯服务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更小的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日益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都把骑士们这种笨重骑兵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消除了，而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手工业者的情形一样，骑士们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为多余的阶层了。骑士等级需用金钱这件事本身对于骑士等级之趋于灭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宫墙内的奢侈生活，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的豪华风尚，武器和马匹的价格，都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增长了，骑士或男爵们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全未增加。专为洗劫和掠夺而出击，或拦路行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贵职业，都日渐变成太危险的事情［注：当时的“强盗骑士”引起城市以及诸侯的痛恨。有许多惯劫的骑士的城堡都被诸侯的或城市所组织的军队进剿捣毁。——译者注］。他们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和诸侯们一样的手段。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巧妙了。农奴们被榨至最后一滴血，依附农们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称之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役，地租，杂捐，接租费，死亡税，保护金[206]等等，都不顾旧契约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只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们在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把农民不问青红皂白地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回。
低级贵族和其余各等级同样地不能和睦相处。诸侯所封的采邑贵族想直属帝国，帝国骑士想保持不受诸侯干涉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都和诸侯不断冲突。僧侣等级当时高傲的形象，在骑士们眼光中，已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们妒羡僧侣等级的巨大庄园，妒羡他们由于独身和教会规章而积累起来的财富［注：教皇格利哥里七世下禁止娶妻令以前，僧侣封建主可以娶妻，产业常常通过后代继承而脱出教会的掌握。这道令下以后，产业脱出教会掌握的可能性遂断绝。——译者注］。骑士们和城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对城市负债，他们靠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掳来的人质的赎金过活。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他们所感受到的历史转变的影响也不算小。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僧侣从此也就多半变成了多余的人；他们日益无所事事和愚昧无知的状况使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越是变成多余的人，他们的人数倒越来越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他们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在僧侣中间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特权阶层形成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僧侣。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是在其他诸侯的麾下以封建主身分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象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在办法上还更加得多。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上的诡计也都施用了，除了刑具的威吓外，一切驱逐出教和拒绝赦罪的威吓也实行了，此外还滥用忏悔牧师进行一切诡计图谋，总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敲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尊严的人们经常喜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通常的封建征课和贡赋而外还要抽取什一税，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制造灵异的圣象和圣徒遗物，组织超渡礼拜场，贩卖赦罪符，这些都被用为重重榨取人民的手段，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最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僧侣使用修道士来从事政治性的讹诈和宗教性的讹诈，他们的讹诈行为日益推广，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也不断增多。这些高级僧侣以及他们的无数修道士娄罗，正是人们痛恨的对象，不仅是人民痛恨的对象，并且是贵族痛恨的对象。如果他们是直属帝国的话，他们就总同诸侯们过不去。肥硕的主教们、修道院长们以及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们的放荡生活激起贵族的嫉妒和人民的愤怒。人民不得不担负他们这种生活的重担；他们讲的道越是和他们的生活成鲜明对照，人民的愤怒就越大。
僧侣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们不属于教会封建特权阶层，不能分享特权阶层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上级不大过问；虽则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如此重要，可是在当时被重视的程度却远不能和兵营内的修道士娄罗们的警察活动相比拟。因此他们的待遇就坏得多，他们的俸给多半都很微薄。他们都是市民或平民出身，生活情况和群众甚为接近，因此他们尽管身居僧侣职位，还是得到市民和平民的同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只是例外，而在他们中间却是很普遍的。他们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代表平民和农民说话，为平民和农民的事业而上了断头台。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涉及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207]，即帝国税，对教皇也要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从教会税中去开支罗马宫廷的豪华生活费用的。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象在德国——仗恃僧侣人多势大——征收教会税征收得这样热心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以后新任要向教皇纳上任年贡[208]时，征收教会税更是热心和严格。随着耗费的增加，敛钱的新花样，如贩卖圣徒遗物和赦罪符，收取庆祝费等等都发明出来了。大宗钱财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贵族们在当时算是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级。
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就从中世纪城市最初的城厢市民中发展出3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富贵家族，即所谓“名门望族”。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据有政府席位以及一切城市官职的全是他们。因此他们不仅管理城市的收入，而且也吞食城市的收入。他们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久经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以各种方式来剥削城市公社以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粮食和货币来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据为己有，把公社同享用市有森林及牧场的一切权利一步步取消了，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擅自在大路上，桥头上，城门口抽收关税，还抽收其他捐税。他们出卖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还出卖法庭裁判权。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些；刚刚相反，城市派在乡村的官吏们，全都出身望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除了有贵族的残酷和贪婪外还带上一些官僚制度中的严格性。这样搜刮来的城市收入，经管得极其随意。市政会计，其实纯粹是官样文章，也草率和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这个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阶级，在当时是如何轻易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我们只消回想一下1848这一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那种种侵吞诈骗的现象，就可以明白了。
城市贵族们曾想尽办法，到处使城市公社的权利不发生作用，特别是在财政事项中不发生作用。后来是这些老爷们的欺诈行为太不象话了，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求至少要监督城市行政。在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行会间斗争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且还由于帝国以及与他们联盟的各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名门望族的官爷们很快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他们旧有的独占统治地位，有时是靠诡计恢复的，有时是靠暴力恢复的。16世纪初叶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行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城市中反对名门望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很明确地出现在农民战争中。
市民反对派，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所包括的这一部分小市民的多少随各地方情况而不同。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他们要求监督城市行政并分享立法权，无论是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扩大市政会，公社委员会）来实现此要求，都无不可。再则要求对名门望族的夤缘植党加以限制，要求对极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加以限制，这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甚至在城市贵族内部都日益显著了。此外市民反对派最多再要求由他们中间的市民来担任几席政府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名门望族中有不满情绪的没落分子参加进来，这个反对派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行会中，都占大多数。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少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纪的运动中扮演着和他们的后代门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完全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完全一样的成就[209]。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们的腐化生活和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鄙品行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审判权和僧侣免税权，要求普遍地限制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就出现的人数众多的雏型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一般地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出现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每一种行业，以至每一种生活领域，都成为无数特权把持着的禁地；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溃，所以促成无定业无定居的人数大量增加。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都从来没有象16世纪上半期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第三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起了作用：第一部分在镇伏农民的诸侯军队中起了作用；第二部分是在农民秘密结社和农民军中起了作用，在这里随时都表现出他们颓废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参加城市党派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一阶级的一大部分，即住在城市的这一部分，在当时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已开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和正在萌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尚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破产行东，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而和当时市民社会秩序还血肉相连；另一方面是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和被辞退的奴仆，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介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不能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而其生活状况则和无产阶级甚为接近，这是由当时工业情况以及行会特权限制所决定的；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可以取得市民资格的师傅。这种复杂成分的混合物的党派态度，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党派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得到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就是这样做着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农民的起义才把他们造成党派，而在这时候他们每有举动以及提出要求时又几乎总是视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深深依附着农村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建立城市对农村的手工业垄断，他们就不愿意废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随着他们的独立程度他们越来越成为反动的了，他们屈服于他们本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为最近3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提供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中，以致其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在运动中比其他一切成分都暂居上风。这一历史片断，乃是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乃是围绕着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形象托马斯·闵采尔而表演的，可是这段历史只是昙花一现。他们何以垮得最快，他们的运动何以在其时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何以表现得必然非常不明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关系里，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少有巩固的立足之地。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全民族中大多数被剥削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或是属于一个帝国直属贵族，或是属于一个主教，或是属于一个寺院，或是属于一个城市，总之到处他都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农奴，那么他就完全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是一个依附农，那末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一天天加重。他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作；剩下来自己支配的有限几个钟头的劳动所得还得用来缴什一税，地租，杂捐，赋税〔Bede〕，远征税（战争税），本邦税，帝国税。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复盆子，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渔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望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象处理财产一样任意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推事等着一样，当日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210]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没有被这些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的都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在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因此我们在中世纪里找得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全国性的农民暴动却一次也找不到。面对着农民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相倚为盟，严阵以待，此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即无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呢？
可见16世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等级——诸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一种极其庞杂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不免与所有其他等级处在继续不断的明争暗斗中。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进步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被所有其余等级剥削的最下层人民——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略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实远不若当时情况复杂。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竟闹成什么样的混乱现象，那末对于当时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企图的搅扰不清，就容易理解了。
[204]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1850年夏天在伦敦写的，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6期合刊号。恩格斯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引自德国民主主义者历史学家威·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s-sen Bauernkrieges》．Th．1-3，Stuttgart，1841—1843）。
“德国农民战争”在1870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作者还为这一版写了导言，来说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所起的作用。这部著作由于深受德国工人读者的欢迎，又于1875年再版，恩格斯将导言又作了增补。在80年代恩格斯还打算重新修订“德国农民战争”，补充大量新的德国历史的材料。1884年6月31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上写道：“我打算彻底修订我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将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资本论”第2、3卷的出版工作以及其他迫切的事情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保存下来的只是准备补充“德国农民战争”的未完成的手稿和许多札记草稿。——第383页。
[205] 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汉撒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的后半期。——第386页。
死亡税（Sterbefall，Todfall）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死农民的份地和财产所征收的遗产税（在法国称为“死手权”）；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
保护金（Schutzgelder）——封建主征收这种税，作为领主对自己的仆从进行所谓的“保护”、法庭“辩护”的报酬。——第390页。
[207] “公捐”（《gemeiner Pfennig》）是人头税和财产税合并而成的一种税。这种税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第392页。
[208] 上任年贡是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向罗马教廷缴纳的一次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于恩赐的职位的一年收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的贡赋。——第393页。
[209] 恩格斯指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议会中占居多数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派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府”，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贵族的代表所代替。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支柱，他们只用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以及和他们所干的叛卖勾当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395页。
俄文译自1875年版，该版原文并根据“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原文和1870年版校对过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序言来自《全集》第16、18卷。